問：你父母給你什麼樣的影響？你又為何一直說自己反階級？
答：
我爸媽是眷村裡比較年輕輩的，我爸在村里當副村長、村長，紅白喜事都喜歡幫忙人家，他們比較自由，鼓勵講話，也比較幽默、比較好玩，我是快樂家庭長大的，很少老兵不打人的，我爸是不動武的，我家動武的是我媽，她負責刑部的，慈父嚴母。
我是嘉義建國二村長大的，唸空軍附小，學校分成忠孝仁三班，忠班是飛官的孩子，孝班是地勤軍官，仁班是士官兵的孩子，我是仁班。後來增加了一班愛班，就收村外的台灣小孩。我上國中時，就跟當地小孩混班。所以小時候就有明顯的階級制度，軍官家庭就會比孩子讀書好不好，像我們這種很窮的，所以沒什麼好比較，一個硯臺大家用，一個墨買了新的，回來只剩一半（哈哈）！但眷村小孩像我台語這樣不溜的還不多，所以語言很討厭，我從小就是頭頭，帶著囉囉都聽我講，所以強勢的人，有時候反而語言比較落後，可是「窮不過三代，富不過五輪」，基本上就是這樣。
一個社會各有崇拜對象,
就會幹起來
高中時候我編校刊，也做領袖，我被階級制所害，所以我一直抵抗階級，因此，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，我對官，都會做節目去抵抗他們，我不認為世界上非要有什麼偉大的領袖，但應該要有偉大的人民。我記得小學時有個大官的孩子因為忠班念不下了，轉到我們班來，他老爸常常飛關島什麼的，給他帶了一件印地安式的鬚鬚裝，他坐在我前面，我就愈看愈刺眼，索性把他袖子上的鬚鬚給剪了（哈哈哈）！
所以我念省立嘉義高中編校刊、編壁報等，因為嘉中比較自由，我就比較有點自由主義，也有點左派，而我的本省朋友很多，所以我很反對「大外省主義」。跟家庭教育比較有關，我爸也是這樣。我家常常有台灣人來，我爸媽跟台灣人都相處得很好，我沒有省籍觀。
問：經過七、八○年代這些台灣最好的年代，眼看現在的台灣，會不會有點傷感，可是你們表現出來的反而是用幽默來表現？
答：我的方式一直不激烈，我滿反權威的，當然有一天我會變權威的（問：你現在已經是了！）你不要看我滿凶悍的，我自己認為我都聽得到我員工的聲音（問：可是我覺得他們都滿怕你的！）當然，打仗不能不聽領袖的，因為你必須做好事情，而我是第一個進戰場，也會最後一個離開戰場，我有點軍人個性。
我一直不是很「大外省主義」，所以我對很多事情（指政權轉移）的變化，一直不那麼在意，我不是那種非要誰怎樣，台灣的中產就是「革命沒有理，造反沒有種」的人，所以自古以來，革命都靠不了中產，可是工農兵革命的缺點就是會培養出另外一個混世魔王來！我為什麼老講說「不尚賢」，社會其實是不需要什麼聖賢的，你們訪問我們這種名人也是很危險的，一個是名人就訪問他，但他是名人就會有另外一群人討厭他，一個社會各有崇拜的對象，就會幹起來，像我什麼人都不崇拜，誰都很平等，但這是不太可能的，這社會要進步。
人民不能光有統獨,沒有褲子
我剛從北京回來，有些台商跟我談到說：「偉忠呀，你看台灣現在這麼弱，怎麼辦？」大陸上海、北京的確是人聲雜遢，經濟很活潑。
但是我講一個故事，上帝給兩群羊讓兩種動物管，一群是給兩隻獅子輪流管，一群是給一匹狼管。兩隻獅子是隨時可以換掉他們，狼卻是不能換的，可是獅子比較凶悍，狼比較不凶悍。換句話說，獅子那邊就是民主政治，狼就是極權，看你要做哪一邊的羊？
我還是希望有換獅子的機會。現在因為工作關係，我也常去大陸，大陸人現在固然比較好，但你看大陸是否有一個人笑得像王偉忠這麼大聲，這麼開懷大笑。我看到很冷清的桃園機場，當然會難過。我們也不能不去注意這問題，台灣本來是中華文化最薈萃的地方。我剛去大陸時，文革剛結束那批老三屆跟我年紀相仿，他懂得屁呀！我又懂得好幾種方言，跟他們一侃中華文化，全輸我！我們這一代四年級在大陸侃事情很厲害，真的擁有基礎。
我確實憂慮台灣，我從小就憂國憂民，不只是現在，否則我現在可以不做節目了。我算是從社會現象去反映做節目的人，不管是喜劇或是「住左、住右」這類中產的情境喜劇等，有時候你必須做一些跟社會脈動有關連的，才是好的製作人。
人民不能光有統獨，沒有褲子。我做媒體長大，我看過很多媒體人還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，既不偏左也不偏右，儘量讓自己不會極藍或極綠。我十九歲做電視，二十歲就紅了，我已經做了快三十年的傳播名人了，你三十年前看王偉忠是什麼鳥樣，我現在還是那個鳥樣，我稱之為鳥樣，我還真的沒有改過，但有些人在國民黨統治時，很貼國民黨，民進黨執政又貼近民進黨，長期都在政治導向上，我們在這行業裡，儘量要保持自己的中立。(本文寫成於2007年4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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